贾康分享主题演讲

以下为现场直播内容：

活动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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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现场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活动现场，我是今天峰会的主持人，来自深圳广电集团的聂倩。在此也代表本次活动的主办方，对各位贵宾的到来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欢迎，欢迎你们。
今天活动现场也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很多的领导和贵宾，下面的时间请允许我为大家做隆重的介绍。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先生,中国城市经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丁先生,深圳市地铁集团物开总部副总经理；深圳地铁诺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建华先生,中铁建工集团诺德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深圳地铁诺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雄先生；中铁建工集团诺德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定环先生,中铁建工集团诺德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地铁诺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程斌先生,深圳地铁诺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春明先生.同时还有很多媒体朋友们，欢迎大家的到来。
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中铁建工集团诺德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深圳地铁诺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雄先生致词。

深圳地铁诺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雄
张建雄：尊敬的贾康老师，宋丁老师，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谨代表汇德大厦对各位来宾莅临汇德大厦致以热烈的欢迎，对各位领导，各位同行以及其他朋友出席本次质胜变局论坛活动致以惩治的协议，对长期以来关注汇德大厦发展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5年以来电话中铁与深圳地铁联合打造汇德大厦项目，一起紧抓龙华时代机遇，在城市大发展中，在深圳北枢纽CBD这块最集约、最稀缺的土地上创造无可比拟的综合价值。深圳地铁以建地铁就是建城市为理念，确立轨道加物业的发展模式，创造性的利用地铁上盖空间进行物业开发，是中国轨道物业建设者的典范与楷模。
中国中铁是经国资委批准的21家央企之一，坚持以卓越品质改变城市，改变生活，以国之顶铸造高端人居晶铁，汇德大厦项目的产品2017年4月27日如其面市，并历经两个月时间取得了整体计划近9成的良好业绩，这样的业绩离不开各位同仁对我们的项目认可和信赖。
今天，主题论坛质胜变局，质一方面体现了深圳北站枢纽城市综合题，是粤港澳大湾区中高铁经济的典范之路，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了标杆性产品。同时，是响应国家的政策，为社会提供优质的物业资产。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贾康先生和宋丁先生，共同分享中国经济新格局与资产配置，同时推荐这个典范之作。最后，再一次感谢各位朋友的莅临，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相信汇德大厦作为北站CBD中星综合的枢纽，定将为龙华未来的崛起做出巨大的贡献。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相信都是非常关注经济，也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热点话题。
在现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格局中，未来的经济又将走向何方？在经济不断的演变中，让自身的资产配置变得更加的优质，我们应该如何做？
今天我们非常的有幸，邀请到了著名财经专家贾康老师来到现场。贾康老师将为我们解读在中国经济新格局下将如何质胜资产，掌声有请贾康老师。

财经专家贾康
贾康：谢谢主持人。
尊敬的杨总，张总，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活动，让我来谈一谈总宏观的角度，从研究者的角度，怎么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有是各位朋友也会注意到，在现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出了黑天鹅事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特朗普当了总统。特朗普还有一个特色非常鲜明的减税方案，现在正在走程序。我要说一说中国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这个方面，有的战略方针和大思路，是怎么看待特朗普减税，有人认为对我们会形成冲击和影响，让我来谈一谈这方面的看法。
我理解在座的各位，深圳地铁、中铁都是市场经济一线，创新创业发展的过程中做实事的。各位客户、嘉宾朋友们，你们应该总体来说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的成功者，能够见证现在这个创新项目的发展和参与进来。
大家在处理自己具体的事业发展，工作任务的时候，也必须有一个取势明道精术的道理。取势首先是要看大势，看大的发展趋势，看整个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我能谈的可能多少在这个方面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取势之后是怎么样明道，就是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面把握规律，怎么精术，把自己要做的事情，从细节决定成败的所有环节上做到极致，那就是各位领导、各位朋友你们自己要掌握的。我只是试图从宏观的角度来谈一谈参考意见。

首先谈一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几年中央一系列的文件推出之后，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面对2020年全面小康要推进全面改革，而且是要在全面小康的时候，这个全面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我理解是为全面小康以后的发展形成发展后劲的支撑。
往前要跨入中等收入陷井，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收入经济体了，我们要继续往上，要处理好全面小康以后的发展必须由改革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改革从经济的角度为重点切入以后，还要扩大到全覆盖的框架，就是必须把政治的问题解决好，要推进到全面的法制化，这是第三个全面。要把中国的事情做好，做到这样的现代化的发展，还必须按照历史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就必须全面从严治党。
四个战略目标清晰了以后，中央进一步给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针。
这个战略方针如果是简要的理解，是在改革的深水区，要解决制度供给的有效性的问题。改革早在邓小平确立要“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整体发展框架的时候，就明确了“改革开放”。大政方针走到现在，和原来的改革是真正关系？我的理解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改革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邓小平当年说的改革是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这个自我革命现在是到了深水区，这个深水区要攻坚克难，总书记上任就说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骨头，要啃骨头。习总书记上任的第一站是来了深圳，要给邓小平的塑像敬献花篮，就是表明了改革的决心。
改革为什么要说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这样表述？我的理解要结合着习总书记说的几次重要的思路，现在的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要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的支撑。从学理的角度来讲改革，就是制度供给的问题，这个制度供给现在标出来是供给侧，这是因为决策层认为我们现在要把矛盾的主要方面更明确的表述出来，这是现代关于改革表述上的一个新意。直截了当的表明是供给侧的问题，是制度供给的问题，自然而然制度供给涉及到的就是制度结构，利益格局，这样的实质性的，怎么样通过利益固化翻离的问题。总书记几次说到，他针对的就是原来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必须改造，固化的东西如果不改造，这个结构是不能优化的，从制度结构开始要带动整个供给体系，得到结构优化推举出来的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要素合成的概念，中央现在称之为战略方针，要进一步的通过改革的攻坚克难来解放生产力，实现现代化。
这方面的认识，理论工作者就是如何深化这方面的分析。
今天我不想特别细致的在理论层面做汇报，因为时间很宝贵，后面还有宋丁老师结合实际的谈他的重要意见。我在这方面做一个框架性的勾划。
我觉得在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可以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常规的背景来加深理解。这是一般人不太讨论的长周期的问题。
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已经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特朗普上台的措施也得到了他的认可，他在自己的主张里面，很多东西并不是顺着原来的全球化的方向走，反而是要做出调整。
整个世界，虽然头号强国美国是已经复兴了，但是全球仍然是危机以后的阵痛期，还存在着比较高的不确定性。具体看起来美国好一些，但是并不代表就稳固了，还会进一步的应对他的不确定性。欧洲现在是继续低迷的，特别是欧盟在英国脱欧之后，怎么演变也是有很多的悬念。在日本，0增长停滞了20多年，现在好了一些，能不能稳固下来还得拭目以待。
在这样一个跟中国形成最主要贸易伙伴关系的美、欧、日三个主要经济体来看，美国好一点，其他两家都没有那么多的正面因素，而且有可能有更不利的情况出现。
国际关系情况来看，民族主义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这个情况比较明显。如果是按照长周期来看，过去有一个理论，就是康式的长周期，是一个国外的学者提出来的理论认识框架，我们现在是属于长周期的第五波中的衰退期。
康氏周期里面大概区分的是从工业革命以后的1782年开始，工业革命以后的创新发展阶段是从蒸汽机到了钢铁，铁路兴起的时代，电器化的时代，汽车发展起来的时代。到了当下，是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
在中国第五波中的发展，是从追赶到赶超。我们这些年应该说黄金发展技术特征是一直存在的，我认为到中国各地去看，深圳是典型的一线城市，其他的二线、2.5线，3线，一直到4线，过去认为的欠发达区域，比如说贵州、甘肃、宁夏，在那些很多的具体场景中看到的是欣欣向荣的建设场景，我们的黄金发展期的特征不能否定，但是我们的矛盾凸显期，这些年可一明显了。矛盾如果具体来说，首先是物质角度的矛盾，我们已经面临着在发展中的环境承受能力的考验，比如说大气，动不动来一个京津冀那边闹得特别厉害的雾霾。其实现在的雾霾一打击就是大半个中国，还面临着水流的污染，食品安全的问题等等。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矛盾凸显，也是可以感受到的。
还有人际关系。就是收入分配，财产配置，这方面要怎么样更好的体现整个社会的发展中的公平正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收入分配中存在着种种的不公，怎么化解这些矛盾。
所以中央讲，我们这些年经济出现新常态的过程中，我们面对的是矛盾累计隐患的叠加，必须化解这些潜在的风险。
也就是从长期来看，我们现在的引领新常态的过程，对接的是越来越注重怎么化解矛盾的问题。
长期来看，从我们现在面对着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达到十三五期间的目标，悬念并不大。我们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是在6.5的左上面一点点，一般的预计，一季度爆破了6.9，2015年第4季度以后，连续6个季度在6.7以上，去年的第4季度是6.8，今年1季度是6.9，我们不敢第3季度的时候会6.9稍微往下一点，所以今年全年应该在6.7左右，这就应了克强总理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提6.5左右。工作中可以视情况争取更好的结果。
作为研究者我的基本看法，就是我们应该在2017年，从现在的全面小康来看，保证6.5以上的增长速度有把握。就应该全力做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把6.5以上继续延续下来的几年，2020年兑现出来的是中国的人均GDP再翻一番，这是全面小康最抽象的宏观指标，同时还要有农村的7千万贫困人口脱贫等等。
2020年能够把全面小康交代出来以后，还要继续考虑长期的发展的考验。种种的不确定性合在一起，我们宁可把困难想得更充分一些，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更多的从自己这边发力，要调动我们的潜力和活力。争取在全面小康之后还继续往上走。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下面有一个理论模型，中央现在所讲的供给侧的复杂的不同的要素，他可以做一个抽象。因为过去有经验的、比较成熟的需求观点是总量概念。掌握着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所谓流动性来实行反周期，所以主要是掌握银根。现在中央人民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侧，而供给侧有那么多复杂的指标上不可通约的要素，我们的理论模型是把这个要素抽象成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制度与管理。
这五大方面对于经济的发展来说都不可缺少，对于经济增长都有他特定的贡献，可以说是各领风骚。
但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五大要素之间的阻隔的情况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增长的态势和绩效，这方面是需要注意的。进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五大要素的组合必须推陈出新，否则我们就不能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而给出一个中央现在要求的新常态由新到常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的质量升级的发展。
这五大要素的推陈出新是很有必要的。
下面我简单说一说我认识的最主要的意思：我们认为五大要素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流动性和竞争性比较强的劳动力、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开发权，还有技术和资本，他们很显然是要素在竞争中流动性的做配置。在深圳有吸引力，各种各样的人力资本表现出来的，寻找就业机会的人会跑到深圳。深圳的地皮就特别的金贵，表现出各种要素就愿意往深圳这个地方配。资本也是这样，哪个地方取得比较高的回报，大家自然就特别看重，现在方方面面的条件都已经越来越好了，这是一个流动性的要素。
技术成果也可能会进来。
中国改革开放快40年了，这五大要素，前面的特别容易被人们认知。比如说劳动力，最开始深圳是小渔村，后来建设起来了，代表了中国的超常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力是什么特点？就是有大量的被称为几乎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种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一旦可以流动了，这是一个改革开放给出的条件，你流动起来了，不再成为盲流了，但是成为农民工，毕竟是流动起来了。有人在城里干了20、30年了，仍然称之为农民工，只是因为他的户籍在农村，但是他可以流动。
所以流动不要紧，国际合作和竞争中的低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就是中国在持续发展过程中一路走到了世界工厂，珠三角是最典型的。珠三角生产了全球的玩具市场中的85%甚至是更高的比例，珠三角还生产了很多其他的各种各样在全球市场占有很高比例的东西，这种世界工厂在中国形成了。总量走到了全球老二，这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土地和自然资源也是这样，过去没有竞争机制不行，那就得比较竞争力了。深圳首先开始拿地块，招拍挂的竞争，以后就成为了全国拿地的通例。这一来不要紧，物质利益的激励下，竞争中的拿到了开发权的发挥出核心竞争优势的主体就展开了一轮轮的超常规发展的过程。资本这些年越来越感受到，从开始的本土资本匮乏，但是有外资的进入，外资进入不光是带来了资金和推动力，而且带来的是他们的管理和技术。这样又倒逼催生推动了中国本土的资本原始积累，到现在中国已经不缺钱，民间资本已经很雄厚。
这些发展过程合在一起，还有一个税务技术在中国前些年的作用。
这些发展过程合在一起，还有一个适用技术在中国前些年的作用。有个阿里斯顿，原来听说已经找不到空间了，后来来到中国，结果他们乐开了花。中国的各个地方政府，从他们那里引进了好几十条生产线，当时也只能那样，条块分割，各地分头引进。带来了中国各地家电生产方面从来没有的新形势，而且形成了大量的有效的供给的产品投入市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同时带来的是就业，工资的收入，政府的税收，GDP的增长，这都是前面四个要素的作用。
但是这几年我们必须说到，这些要素的支撑力都在滑坡。比如说劳动力，从珠三角开始发生了民工慌，招工难，用工贵，正面讲就是大了一定的火候。老百姓低端劳动力首先有了更高的要价能力。农民工，包括家政服务的保姆，这几年市场上的实际工资水平是打着跟头往上走的。到了这个时候，这些低端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的提高超过平均工资增长的幅度，代表的是有了更好的对于改革开放成果的共享。
首先谈一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几年中央一系列的文件推出之后，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面对2020年全面小康要推进全面改革，而且是要在全面小康的时候，这个全面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我理解是为全面小康以后的发展形成发展后劲的支撑。
往前要跨入中等收入陷井，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收入经济体了，我们要继续往上，要处理好全面小康以后的发展必须由改革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改革从经济的角度为重点切入以后，还要扩大到全覆盖的框架，就是必须把政治的问题解决好，要推进到全面的法制化，这是第三个全面。要把中国的事情做好，做到这样的现代化的发展，还必须按照历史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就必须全面从严治党。
四个战略目标清晰了以后，中央进一步给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针。
这个战略方针如果是简要的理解，是在改革的深水区，要解决制度供给的有效性的问题。改革早在邓小平确立要“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整体发展框架的时候，就明确了“改革开放”。大政方针走到现在，和原来的改革是真正关系？我的理解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改革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邓小平当年说的改革是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这个自我革命现在是到了深水区，这个深水区要攻坚克难，总书记上任就说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骨头，要啃骨头。习总书记上任的第一站是来了深圳，要给邓小平的塑像敬献花篮，就是表明了改革的决心。
改革为什么要说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这样表述？我的理解要结合着习总书记说的几次重要的思路，现在的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要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的支撑。从学理的角度来讲改革，就是制度供给的问题，这个制度供给现在标出来是供给侧，这是因为决策层认为我们现在要把矛盾的主要方面更明确的表述出来，这是现代关于改革表述上的一个新意。直截了当的表明是供给侧的问题，是制度供给的问题，自然而然制度供给涉及到的就是制度结构，利益格局，这样的实质性的，怎么样通过利益固化翻离的问题。总书记几次说到，他针对的就是原来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必须改造，固化的东西如果不改造，这个结构是不能优化的，从制度结构开始要带动整个供给体系，得到结构优化推举出来的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要素合成的概念，中央现在称之为战略方针，要进一步的通过改革的攻坚克难来解放生产力，实现现代化。
这方面的认识，理论工作者就是如何深化这方面的分析。
今天我不想特别细致的在理论层面做汇报，因为时间很宝贵，后面还有宋丁老师结合实际的谈他的重要意见。我在这方面做一个框架性的勾划。
我觉得在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可以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常规的背景来加深理解。这是一般人不太讨论的长周期的问题。
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已经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特朗普上台的措施也得到了他的认可，他在自己的主张里面，很多东西并不是顺着原来的全球化的方向走，反而是要做出调整。
整个世界，虽然头号强国美国是已经复兴了，但是全球仍然是危机以后的阵痛期，还存在着比较高的不确定性。具体看起来美国好一些，但是并不代表就稳固了，还会进一步的应对他的不确定性。欧洲现在是继续低迷的，特别是欧盟在英国脱欧之后，怎么演变也是有很多的悬念。在日本，0增长停滞了20多年，现在好了一些，能不能稳固下来还得拭目以待。
在这样一个跟中国形成最主要贸易伙伴关系的美、欧、日三个主要经济体来看，美国好一点，其他两家都没有那么多的正面因素，而且有可能有更不利的情况出现。
国际关系情况来看，民族主义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这个情况比较明显。如果是按照长周期来看，过去有一个理论，就是康式的长周期，是一个国外的学者提出来的理论认识框架，我们现在是属于长周期的第五波中的衰退期。
康氏周期里面大概区分的是从工业革命以后的1782年开始，工业革命以后的创新发展阶段是从蒸汽机到了钢铁，铁路兴起的时代，电器化的时代，汽车发展起来的时代。到了当下，是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
在中国第五波中的发展，是从追赶到赶超。我们这些年应该说黄金发展技术特征是一直存在的，我认为到中国各地去看，深圳是典型的一线城市，其他的二线、2.5线，3线，一直到4线，过去认为的欠发达区域，比如说贵州、甘肃、宁夏，在那些很多的具体场景中看到的是欣欣向荣的建设场景，我们的黄金发展期的特征不能否定，但是我们的矛盾凸显期，这些年可一明显了。矛盾如果具体来说，首先是物质角度的矛盾，我们已经面临着在发展中的环境承受能力的考验，比如说大气，动不动来一个京津冀那边闹得特别厉害的雾霾。其实现在的雾霾一打击就是大半个中国，还面临着水流的污染，食品安全的问题等等。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矛盾凸显，也是可以感受到的。
还有人际关系。就是收入分配，财产配置，这方面要怎么样更好的体现整个社会的发展中的公平正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收入分配中存在着种种的不公，怎么化解这些矛盾。
所以中央讲，我们这些年经济出现新常态的过程中，我们面对的是矛盾累计隐患的叠加，必须化解这些潜在的风险。
也就是从长期来看，我们现在的引领新常态的过程，对接的是越来越注重怎么化解矛盾的问题。
长期来看，从我们现在面对着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达到十三五期间的目标，悬念并不大。我们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是在6.5的左上面一点点，一般的预计，一季度爆破了6.9，2015年第4季度以后，连续6个季度在6.7以上，去年的第4季度是6.8，今年1季度是6.9，我们不敢第3季度的时候会6.9稍微往下一点，所以今年全年应该在6.7左右，这就应了克强总理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提6.5左右。工作中可以视情况争取更好的结果。
作为研究者我的基本看法，就是我们应该在2017年，从现在的全面小康来看，保证6.5以上的增长速度有把握。就应该全力做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把6.5以上继续延续下来的几年，2020年兑现出来的是中国的人均GDP再翻一番，这是全面小康最抽象的宏观指标，同时还要有农村的7千万贫困人口脱贫等等。
2020年能够把全面小康交代出来以后，还要继续考虑长期的发展的考验。种种的不确定性合在一起，我们宁可把困难想得更充分一些，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更多的从自己这边发力，要调动我们的潜力和活力。争取在全面小康之后还继续往上走。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下面有一个理论模型，中央现在所讲的供给侧的复杂的不同的要素，他可以做一个抽象。因为过去有经验的、比较成熟的需求观点是总量概念。掌握着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所谓流动性来实行反周期，所以主要是掌握银根。现在中央人民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侧，而供给侧有那么多复杂的指标上不可通约的要素，我们的理论模型是把这个要素抽象成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制度与管理。
这五大方面对于经济的发展来说都不可缺少，对于经济增长都有他特定的贡献，可以说是各领风骚。
但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五大要素之间的阻隔的情况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增长的态势和绩效，这方面是需要注意的。进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五大要素的组合必须推陈出新，否则我们就不能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而给出一个中央现在要求的新常态由新到常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的质量升级的发展。
这五大要素的推陈出新是很有必要的。
下面我简单说一说我认识的最主要的意思：我们认为五大要素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流动性和竞争性比较强的劳动力、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开发权，还有技术和资本，他们很显然是要素在竞争中流动性的做配置。在深圳有吸引力，各种各样的人力资本表现出来的，寻找就业机会的人会跑到深圳。深圳的地皮就特别的金贵，表现出各种要素就愿意往深圳这个地方配。资本也是这样，哪个地方取得比较高的回报，大家自然就特别看重，现在方方面面的条件都已经越来越好了，这是一个流动性的要素。
技术成果也可能会进来。
中国改革开放快40年了，这五大要素，前面的特别容易被人们认知。比如说劳动力，最开始深圳是小渔村，后来建设起来了，代表了中国的超常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力是什么特点？就是有大量的被称为几乎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种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一旦可以流动了，这是一个改革开放给出的条件，你流动起来了，不再成为盲流了，但是成为农民工，毕竟是流动起来了。有人在城里干了20、30年了，仍然称之为农民工，只是因为他的户籍在农村，但是他可以流动。
所以流动不要紧，国际合作和竞争中的低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就是中国在持续发展过程中一路走到了世界工厂，珠三角是最典型的。珠三角生产了全球的玩具市场中的85%甚至是更高的比例，珠三角还生产了很多其他的各种各样在全球市场占有很高比例的东西，这种世界工厂在中国形成了。总量走到了全球老二，这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土地和自然资源也是这样，过去没有竞争机制不行，那就得比较竞争力了。深圳首先开始拿地块，招拍挂的竞争，以后就成为了全国拿地的通例。这一来不要紧，物质利益的激励下，竞争中的拿到了开发权的发挥出核心竞争优势的主体就展开了一轮轮的超常规发展的过程。资本这些年越来越感受到，从开始的本土资本匮乏，但是有外资的进入，外资进入不光是带来了资金和推动力，而且带来的是他们的管理和技术。这样又倒逼催生推动了中国本土的资本原始积累，到现在中国已经不缺钱，民间资本已经很雄厚。
这些发展过程合在一起，还有一个税务技术在中国前些年的作用。
这些发展过程合在一起，还有一个适用技术在中国前些年的作用。有个阿里斯顿，原来听说已经找不到空间了，后来来到中国，结果他们乐开了花。中国的各个地方政府，从他们那里引进了好几十条生产线，当时也只能那样，条块分割，各地分头引进。带来了中国各地家电生产方面从来没有的新形势，而且形成了大量的有效的供给的产品投入市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同时带来的是就业，工资的收入，政府的税收，GDP的增长，这都是前面四个要素的作用。
但是这几年我们必须说到，这些要素的支撑力都在滑坡。比如说劳动力，从珠三角开始发生了民工慌，招工难，用工贵，正面讲就是大了一定的火候。老百姓低端劳动力首先有了更高的要价能力。农民工，包括家政服务的保姆，这几年市场上的实际工资水平是打着跟头往上走的。到了这个时候，这些低端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的提高超过平均工资增长的幅度，代表的是有了更好的对于改革开放成果的共享。

负面的讲，就是发展的过程中无可奈何花落去，原来很的劳动力低廉的优势在迅速后退，传统的制造业没有利润空间，要往外转移，转到越南，柬埔寨，老挝，孟加拉，缅甸。腾笼以后要换鸟，能不能换来鸟就要看考验了。珠三角的产业升级，实体经济真正往上跃升式的发展还在考验中。
资源的空间，应该从全国来说还比较可观，因为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只有41%，但是很遗憾，这些年你要再扩大建城区，面对着未来几十年，由中心区域的扩大接纳总计差不多4亿人从农村来城镇定居，必须解决的征地拆迁补偿可是要价越来越高，成本已经非常高了。再不做改变，往前的发展空间基本上就被封住了，就必须另辟蹊径。就得看看重庆的试点，也有改革，但是很遗憾，全国迟迟不能允许来扩大地票制度试点的覆盖空间，我认为从研究的角度来说，这就不符合邓小平的改革制度，这都是必须在改革的过程中解决的问题，否则高成本压不下来，就把我们自己的空间憋住了。
还有资本方面，说是资金雄厚，现在全国都在反映说手上有钱的主体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咱们现在所在的项目投资很成功，咱们的站城一体化的创新，土地集约使用的程度明显提高，符合国际上的最前沿的状态。这种项目仍然是有利可图的，但是这种项目现在在整个投资界来说是越来越稀缺，都反映说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
怎么办？另外一边是三农，小微，实体经济苦苦得不到融资的支持。那就要冲破这个困局。常规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在中国大量发生，投资就必须有升级，有新的动能，使得投资变得有利可图。这个有利可图的投资，还必须注意在有些事情上要加上政策杠杆，这就比较复杂了。
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学者是这么解释的，不是传统的生产力的三要素上做加法，而是做乘法，是个放大，是个乘数效益，这就是现在企业家们认同的：如果我的创新成功是颠覆性的创新，那么局面为之一变，引领市场潮流。科技就可以起这种作用。
但是科技的作用要真正发挥好，怎么样让科技成果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探索创新的过程中，真正能够生成，能够使科技创新不断出成果，是需要制度环境的，是需要制度给予这些一线的创新人员以人文关怀的，这恰恰又是中国现在碰到的一个难题。中国现在管科研，包括高校事业单位的研究人员，教授、科学家，和一线的产业界的产、学、研一体化做课题，受到的约束是什么？这一两年很起劲的有关部门按照官本位行政化的一套规则做了各种各样的，克强总理批评为繁文缛节式的管理，这很大的抑制了一线的创新的积极性。
但是这些管理说起来是堂堂正正的是在按照八项规定以后的基本精神，在很起劲的加强管理。但是他是落入了俞正声早就批评的，应该往官员的管理制度错误的套用到了知识分子的头上，所以2016年追办、国办发文纠偏，要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中国才能冲破引领新常态里面的矛盾凸显期，是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空间，调动前面这些传统要素，还必须调动起来。更多靠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把中国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去实现现代化。
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对于五要素相互关系的认识。
在流动的过程中，制度中这些竞争性的要素，可以通过流动最后所在比较高的效益水平上。
我们现在要处理好这个事情就要特别注意供给侧阶级性改革中政府的定位，比如说特别强调要给企业家作为的空间，政府的作为要注意守政出奇，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大前提下，以及中国特色上的创新和出奇制胜的追求。
在企业的层面，他活动的过程中，政府的引导更多的应该是规划，更多的是给出环境鼓励大家通过试错，把创新引到成功。
投融资的方面，现在很有新意的PPP，就是政府和社会资本一起合作做事情。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园区，产业新城的建设和运营都可以用PPP的方式，政府和企业在一起，以伙伴关系的方式形成长期的合作，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在整个资源配置中应该是一个框架。
实施路径方面，就是要如何从相对低效的、过剩的领域里释放要素，这里面只是供给侧改革的切入点，而且没有一句话套用一个公式。不像需求管理，反周期，大家一听就明白。现在经济低迷所以要扩大内需，但是光讲需求是不够的，现在考虑的是更复杂的供给侧的结构优化的管理。
相关的科技制度改革，土地和不动产制度的改革，人口政策和劳动力市场相关的优化和改革都非常重要。
实体经济积极发展新经济，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所有产业。金融显然是非常重要的，邓小平就讲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是现在为什么大家都觉得金融比较多的体现出脱实向虚呢？一定还是要素流动不足。如果是要素充分流动了以后，实体经济里面本来应该在竞争中得到由金融多样化产品的对应性，不可能说金融这边自我循环，不断的能够拿到超额利润。所以金融改革就必须减少行政垄断因素，更多的使金融产品多样化，这样对应于实体经济的各种各样的融资需要，这些都是我们要讨论的优化要从配置中的基本道理。
现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中去处理长远、全面的问题。这是在这个观点下形成的我一点想向各位汇报的认识框架。
接下来再看看美国那边的动态，特朗普政府公布了减税方案，有人说会掀起世界范围内的减税潮，因为美国仍然是头号强国，他的减税很明显，意在吸引更多的资本要素，带着其他的要素向美国流动。要使美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继续在信息技术方面，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升级，使他的制造业在一度显得比较弱的情况下，迎来新一轮的制造业重回美国。这不是简单的重回，而是智能化生产的新时代，在高水平上，在美国重新形成竞争力。
他如果减税，支持美国的发展，对于中国还有其他的经济体显然有一定的竞争性的影响，甚至有人说这是冲击。

我们怎么看？
减税是美国了中国的共同选项。美国的减税，特朗普说要兑现他的竞选口号，让美国重归伟大。而且他是一个很明显的要拉出大规模减税的思路。有他过去的经验，在此之前上个世纪的80年代，里根总统执政期是应对着70年代已经明显的美国的所谓滞胀问题，经济停滞了，速度很低了。物价又很高，通货膨胀。面对这个难题，里根比较坚定的采取了供给学派的减税的主张，经过他抗着困难的瓶颈期之后，局面豁然开朗，美国的经济活力开始体现出来了。这样一来，里根经济学概念之下的那一段时间的政策调整，是做了后来新经济在硅谷兴起的铺垫，他那个减税同时带来了整个产业活力释放以后，美国还在信息时代科技创新的过程中跟着产生了硅谷的引领全球潮流的创新浪潮。新经济从政策层面最后落到实体层面的经济，最后继续使美国引领全球潮流。
美国的经验在特朗普时代重新利用起来是有一定基础的。
中国怎样？
现在往前看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一开始就讲减税让利，在深圳，在其他地方，减税让利，让企业活起来这是一向特别强调的方针。
这几年经济下行的过程中我们又强调了结构性减税和更积极的减轻企业负担。去年税制改革中减税的一个重头戏，营改增已经做到了全覆盖。对于中小微企业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减税的具体措施，比如说认定为中小企业的所得税，一直到2020年是减半征收的，标准税率是20，减半就是12%。还有是企业的研发活动在企业所得税里面可以做抵扣，投了100块钱的研发，到了所得税方面可以扣掉150块钱，最新的政策是可以提高到扣175块钱，鼓励企业更多的做研发，这些都是已经有的减税措施。
所以中美两国在这方面是有一致性的，不要一说起就好象美国那边跟我们做的完全不是一个方向的事情，并不是这样。
美国的减税方案取得成功是大概率事件。美国的社会舆论都可能对减税方案形成一定的制约。但是他毕竟按照这个方向在做，特朗普这个人是很有个性的，他要认准的事儿就要努力做到，很可能会按照一定的修正后的方案来实施。这样带来美国经济在已经复苏后进一步的活力提升，是很可能出现的。
出现了以后也是一个双刃剑，会加大美国的赤字和公共部门债务的压力。美国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美国有美元霸权，美元在全球的影响力是别的任何国家的货币所无法相比的。它的美元投放到市场以后大家会欣然接受，是最典型的硬通货。所以只要开动印钞机，现在的电子货币发出去就可以缓解他实际执行中的现金流的压力。特朗普明确表态要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美国的地铁效率极高，运行了差不多100多年，每天有大量的人口靠地铁网络解决他们的出行问题。美国纽约的机动车应有率比北京高了很多，但是纽约根本不用考虑像北京这样的对机动车做限行限购限号，就是中心区域大家靠地铁网络基本上解决了公共交通的拥挤的问题，但是到地铁里面看，设施是比较落后的。安全性可以保证，空调不敢保证.
这些事情如果要做升级换代的建设？该做吗？显然该！美国的铁路网是全球比较早的，产生重大的经济支撑作用。现在人家没有像样的高铁。我们不说特斯拉的掌门人在搞电动汽车的同时还搞了一个管道式的特别高速的高铁，他一旦成功，假如说15、20年之后成功，中国现在的高铁在全球竞争中的主要线路上我们就被废了，这个先不说。
就现在按照中国的水平高铁建设做新一轮的投资，是不是有必要？有！
特朗普在这方面也用了狠劲，如果做起来，赤字的水平就一定会抬高。又减税，又增支，当然要体现为赤字。但是他有美元霸权，中国人学不了，这就是我们要考虑的，中国人要有自知之明。
现在我们要怎么办？
大方向上中国应该是考虑进一步做好减税，同时也要特别强调，中国的减税应该扩展到企业的各种覆盖，因为中国现在的正税就有17、18种，企业的正税还能减什么？其实油水不大，可以再适当的积极考虑，国务院还在积极部署，今年的减税还在加码。除此之外要把税收之外的五险一金，各种行政性的收费要努力的往下减。我们要和改革配合在一起。比如说基本养老的缴费，最高缴到省级统筹，我估计在深圳和广东省都不是一个池子，最高是到省市级，全国可以有30、40个池子，池子之间是不能调剂的。如果是一个大的蓄水池，这个调剂能力就提高了。调剂能力一提高，缴费率就往下可以降低。
但是因为有部门利益的考虑，说不拢，十二五期间说要做到，但是没兑现。希望解决这个问题，缴费率往下降才可行。
行政性收费还有好几百项，克强总理说要把部门的行政性收复再往下减就变成了拆人家香火的问题，这就是改革的难题。
还有中国企业的隐性负担问题，这是全世界中国最独特的。一个企业开办要盖100多个章，每个章都得做工作，都得打点，这个里面的负担是隐性的，企业有苦说不出来。运行起来，每年还要处关系，还要打点。这种情况靠什么解决？不是靠减税的，而要靠配套改革，这个配套改革就是要进一步的真正把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处理在一个阳光化、法制化的投资环境里，这才能处理得好。
这些就是我们要注意到的。
中国的减税不是一个简单的税的问题，而是一个全面配套改革，减轻企业综合负担的问题。
中美的税制结构是明显不同。
特朗普一个是个人所得税，第二个是企业所得税，都要明显的往下调减。中国的企业所得税，前些年早就已经是这样，美国的是35%，现在希望降到15%，实际上可能降不了那么低。中国已经降到了中小企业都是12.5%，因为减半征收。中国的7千多万个市场中绝大多数是小微企业，大企业又有高科技是15%，上市公司的特殊优惠比照高科技的15%，还有多大的空间？简单的学减企业所得税，中国的空间不大。
个人所得税能减吗？美国的联邦政府过日子主要就是靠的个人所得税，还有跟社会保障相关的工薪税，合在一起，美国联邦政府收入的80%靠这两个税就解决了。中国个人所得税是整个税收收入的6%不到，再怎么减？减得这个税都几乎没有了。中国还有一个现代社会税制的特征吗？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按照中央的说法，要把结构优化的情况下，逐渐提高比重，中国要想在这方面学美国减个人所得税，真的是东施效颦了。
所以我们要清醒的认识，中国的减负减税不能照搬美国的套路来做。
我们的按照中国特色减税、减负，有两点应该强调。第一是能不能减少行政成本，财政学上有一个三元悖论，老百姓多很用户的减税，增加公共福利开支，以及控制赤字和政府举债水平，听起来都非常好。老百姓都很拥护，但是这三件事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三件事里充其量只能同时做两件，你要想减税，同时控制赤字水平就不可能增加公共福利支出。
有没有空间？就是能不能减少行政成本？换句话说，支出就可以腾出一块钱来，就可以更好的减税或者是增加公共福利的支出。怎么减少行政成本？对整个行政架构来一个真正的改造，脱胎换骨，就是要把这么多的政府机构再来一个整合，减少机构的数量，同时要扁平化，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能不能扁平化？中央、省、市县三级，乡镇变成派出机构，这个事情已经探讨了多年。但是很遗憾，这十几年中只走了一点小碎步，扁平化只有广东顺德一家正式宣布做过试点，其他的都不动。
我认为如果是现在迎接十九大，考虑到现在特朗普的减税对我们有压力，能不能乘势形成共识，把大部分的扁平化的改革真往前推进，来减少行政成本，这是一个长久的制度优化的建设工作。
还有一条是积极推进PPP这一制度供给创新。它的好处是政府的钱有限，但是政府的钱的放大效应可以提高，这一来同样是原来的政府收入规模，但是政府的收支安排下，调动的民间资本数量大大提升以后，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快更好更实。
现在已经有华夏幸福在高调的推他的创新模式。另外有央企，中信地产在汕头，也是广东的特区之一，搞的桃江区168平方公里的连片开发，又是大手笔。很多认为原来政府要花钱的事情，变成政府花一点钱，而拉动大量的资金就可以做起来了，就可以缓和三元悖论的制约，就可以把我们有特朗普外在压力下，中国的事情怎么做好，做得更加的游刃有余。
这就是我想跟各位汇报的，从研究层面的一些基本看法，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现场很多朋友听得非常的认真。我相信在这样一段分享中，现场的各位一定是收获颇多。
现场的各位，节袭来就到了今天第一轮的抽奖环节，温馨提示，各位是否都有拿到抽奖券？如果想中奖的请给主持人一点点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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