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地缘政治冲突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困境与出路

网易新闻讯，为深入探讨世界经济变局下的国际金融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与金融风险防范，汇率与货币政策，金融科技与数字货币，“双碳”与“双循环”战略下的金融发展等热点发展，以及为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下、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践行建言献策，贡献智慧与力量，

11月26日，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广州商学院联合主办，广州商学院经济学院、广州商学院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22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国际金融论坛”于广州商学院举办，本次国际金融论坛的主题为“世界经济变局下的国际金融：挑战、机遇与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创新”。

广州商学院执行董事长郭小聪，广州商学院执行校长尹睿，广州商学院副校长（正校级）、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钟昌标，广州商学院名誉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晓，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张知干，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中国国际期货公司总经理、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广州商学院名誉校长、横琴粤澳深合区智慧金融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李晓，中山大学副校长李善民教授，广东金融学院教授、副校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科领军人才易行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原会长、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等两百多位国内外经济领域知名学者、专家和学界精英，以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本次论坛，共同探讨了世界经济变局下的国际金融与国际货币体系、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等热点问题。

“2022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国际金融论坛”会议为期一天，由上午的开幕式、大会主论坛和下午的八个分论坛组成。在26日上午研讨主题为“世界经济变局下的国际金融与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论坛上，广州商学院名誉校长、横琴粤澳深合区智慧金融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李晓校长围绕《地缘政治冲突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困境与出路》展开了主题演讲。

其指出，当今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着两大困境：一是美元体系本身的困境，二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困境，两者都为国际经济、政治稳定带来巨大冲击。

同时，李晓校长认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最佳图景，是形成三个开放型货币区，欧洲以欧元为核心的货币区，亚洲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货币区，以美洲包括全球范围内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区。

“中国崛起的关键，在内而不在外，主要在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对中国而言最应该关注的，不应该是美元衰落等一些感性的话题，而应该理性地认知，促进国内金融市场进一步高水平开放和深化发展。金融市场的信心优势、良好的政策信誉优势和市场流动性优势，这一点是未来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和深化发展的关键。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一定要从离岸市场建设转到重视在岸市场建设。”

【以下为发言实录】：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网上的专家学者、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地缘政治冲突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严禁：困境与出路”。我今天主要是谈几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个观点：实践证明，所谓“国际货币体系体系改革”很大程度上是非中心国家的一厢情愿，1945年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一直处于美国主导的演变或演进的进程当中，并未出现有违美国国家利益及其愿望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种趋势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持续。无论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在美元体系下，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处在美国的掌控之下，所谓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更多是一个幻想。

有三个原因：第一，金融资本权力急剧扩张成为阻碍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事实上来讲，第一波、第二波到战后第三波的全球化，每一波都是金融资本权力扩张一个重要的结果或体现。

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沃尔克治理通胀政策的出台，到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被废止。美国经济开始高度金融化。作为国家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重新配置过程，金融化是金融资本的胜利。私人银行在放松管制后拥有了巨大无比的创造信贷的货币空间。英国前央行行长说，M2广义货币的95%都是私人银行发行的，特别是在部分准备金制度下，私人银行的金融机构具有金融扩张高杠杆率是它重要力量，英国央行只不过发行了广义货币的5%而已。这样一个资本扩张的结果，使得私人资本在放松管制后拥有巨大无比的创造信贷的货币空间。

另一方面，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元体系的全球资本流动日益不受控制。主权国家无法行使权力向其征税并进行管理，相反，国家日益被离岸资本和企业绑架。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夺走了政府对货币体系的控制权力。当金融资本控制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时候，它一定是国内和国际社会动荡的根源；同时，它也是阻碍任何体系，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发生变革的极其顽固的保守力量。

第二个方面，美元体系成为美国霸权的核心利益。我在多个场合讲过，美元体系的三个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无论是全球化分裂还是地缘政治的冲突，美元体系的这三个机制没有发生变化和动摇的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是一个与西班牙、葡萄牙这样的军事帝国，包括荷兰，特别英国这样的殖民地国，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家，它靠的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或者单纯的殖民地控制这个世界，它控制世界的手段是通过具有深度、广度和弹性的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调控全球资源的流动方向和规模，也就是说它是个金融帝国，这一点是美国霸权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我们应该看得非常清楚。

第三，一国货币地位不仅是由经济规模、开放程度、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安全实力等各种综合硬要素所决定的，更是基于该国的法治、契约精神和信用环境所决定的。货币的本质是信用。

这两个图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左侧的图是2008年左右新兴经济体的规模总量超过了发达经济体。右边的图从2000年以来到2012年期间，与发达经济体经常项目差额和金融项目差额发展趋势完全一样，新兴市场经常项目差额和金融项目差额分裂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金融项目差额越来越低。

我们看这两个图，40年间发达新兴经济市场的变化，左侧图是硬性的发展指标，下面的这三条曲线和上面的曲线基本相差不大，而且新兴市场的追赶趋势非常明显。但是看右图非常清楚，我们无论是从市场准入、市场深度和效率的指数来看，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高峰之后，有逐渐衰落向下的趋势，与发达国家中间的准入、深度和效率的差异越来越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货币的本质是信用。刚才管涛博士的观点我完全赞同，如果你试图通过规模的扩张和技术手段的扩张而取代信用、法治、契约精神的进步的话，你的金融市场发展一定会受到很大的阻碍。用我的话说，会月与一个玻璃天花板效应，你可以看到上面很美好的风景，但实际上会碰得头破血流。

第二个观点，当今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着两大困境：一是美元体系本身的困境，二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困境。两者都为国际经济、政治稳定带来巨大冲击。

首先看美元的困境，现在它面临着三大困境是非常重要，第一个是美联储，美联储央行独立性的地位正在受到无与伦比或者前所未有的挑战，它越来越从最后的贷款人变成最后的入市的做市商，它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甚至财富分配的过程，它越来越失去它的独立性。再一个，Q1，美国的量化宽松到今天已经是常态化了，这一点运转得越来越大的风险。第三个，美元体系的武器化的使用。

对内来讲，这个困境是由于经济结构的高度金融化的结果，私人资本扩张条件下的一种债务人逻辑。注意，我说的是债务人的逻辑，这个债务人的逻辑标签对内债务扩张，债务资本资产化，债务货币化。这个图就是1950年美国各个部门杠杆率变动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外，美元货币权力超级扩张，对外债务的“债务人逻辑”替代了“债权人逻辑”。布雷顿森林体系强调对私人资本流动限制，对控制全球金融市场利率处于较低的状态发挥了重要作用。低利率域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全球贸易失衡的管理以及政府职能的强化，都为二战后二三十年间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在美元体系下，债务被货币化、资产化，成为美元体系得以运行的重要前提条件。1971年，“尼克松冲击”的本质，是美国更改了人类的金融逻辑——对外债务的“债务人逻辑”替代了“债权人逻辑”。在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领域中，美国人把对外债务关系的逻辑变化了，这是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动荡之源，这一点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看到。

美国霸权的核心只有一点，就是维持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这个在我最近的书里谈得非常清楚，这一点是美国霸权的基础，也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中美大国博弈到今天，我们必须对美国这个国家的核心利益要有深刻的认知。任何违背美国核心利益的所谓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都将遭到美国的反对和抵制。

其次，地缘政治冲突困境。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安全状况主要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国际社会的性质、国家的地理位置、国家参与全球经济循环的程度及其在其中的地位。

我们知道从19世纪末拉柴尔基本上构建了一个地缘政治理论学说以来，到1904年麦金德在他的书里把地缘政治学说达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后来的纳粹学者豪斯霍费尔改变了这一学说。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所奉行的，正是当年豪斯霍费尔的这种理论逻辑，将国家地理边界赋予某种神秘性、道德行，进而未使用武力进行领土扩张赋予正当性。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俄罗斯之所以陷入俄乌冲突的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就在于忽略了当下国际社会的性质，以及俄罗斯经济本身缺乏参与全球化的能力，或者说正是因为欠缺了这种能力，俄罗斯才把地缘政治环境的安全视为最重要的。

中国必须摆脱地缘政治冲突的陷阱，绝对不能被拉下水。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认定认识到中国崛起本身就是通过参与全球化进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而实现的地缘政治变化。中国是第三波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甚至可以说唯一的最大的受益者。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与俄乌冲突所引发的地缘政治的矛盾和冲突是具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必须清醒地划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地缘政治的矛盾和冲突。这一点对于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制定和实施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区分这两种，我们是引发地缘政治的矛盾，但是俄国人引发地缘政治冲突，我们两国对地缘政治参与化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另一方面，历史地看，美国在地缘政治战略策划和设计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这一点我不能低估。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我们要认识到这是英国大陆均衡政策的产物，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在面对欧洲大陆三次战略地位调整过程中，美国都是获益者。一定要意识到在这方面，地缘政治因素是强调安全，安全是零和博弈，而经济协作和发展是正和博弈。如果我们让放纵，甚至故意地有意地参与其中，让地缘政治的因素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导因素的时候，全球化分裂也好，地缘政治冲突也好，相加一起的结果一定是第三波全球化的死亡。也就是当大国博弈的政治逻辑碾压了经济逻辑的时候，无疑是一场历史灾难。

第三个观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最佳图景，是形成三个开放型货币区。欧洲以欧元为核心的货币区，亚洲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货币区，以美洲包括全球范围内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区。

我谈五点：

1.美元体系的信用透资很严重，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美元体系内部的离心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包括对俄罗斯进行全方位的制裁以后，给各国所带来的紧张和冲突。1913年的英镑案例说明，当全球的经济稳定完全依赖于一家央行和一个政府的决策和它的善意的时候，当这个央行或政府实际上却无力或不愿意发挥应该承担的职能时，全球性货币、金融、经济和政治冲突不可避免。这也是“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另一种含义或解读。

2.必须通过中国今后对外的政治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目标，一定侧重货币金融领域，不能仅仅是贸易和投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注重和其他大国集中行动的逻辑，强化全球金融监管，特别是共同强化“债权人逻辑”来约束“债务人逻辑”的扩张。我们必须重新回到凯恩斯理论的本质，将凯恩斯的被经济学家忽略或篡改的货币理论重新寻找回来。凯恩斯写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重要任务，就是基于对货币的正确理解，设计出一种基于货币理论的宏观经济理论。

刚才管涛教授也谈过了，一个国家的利率的水平必须由自己来掌控，因为美国国家的经济周期是不一样的，特别是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我们自己的利率水平如果锚定了美联储，它会对我们经济波动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说二战以后，将凯恩斯《通论》的核心观点刻意提炼为摆脱危机、促进经济复苏的财政政策，并将其作为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唯一的遗产，这是20世纪宏观经济学的最大谬误。我们都知道英国女王在2009年到了伦敦经济学院，女王老人家问，说你们这帮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预测到危机呢？经济学家们面面相觑，没人回答这个问题。半年以后，这些惭愧的经济学家们给女王写了一封信表示歉意，为他们集体的缺乏想象力向女王致歉。经济学家为什么集体缺乏想象力？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他们都忽视了货币的问题。所以女王去世了，女王之问还在。

3.历史经验证明，国际格局大变动时期往往是多元货币并存的。艾肯格林等人的研究表明，20世纪初期国际格局大变革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典型的多元货币并存时期，虽然当时英镑是公认的顶级货币，在主要国际金融市场中都有英镑交易，但同时80%的市场中有法郎交易，60%的市场有德国马克交易，同时比利时、荷兰、奥匈帝国和美国的货币也占到20%到30%。

美元替代英镑的过程表明，大国版权交替或国际秩序大变革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多元竞争而非赢者通吃的格局。因此，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趋势，一方面要视大国博弈的方式、程度以及多重国际危机的烈度，另一方面也要看其他大国或地区内部规则、制度和法制化的水平能否适应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并在经济、科技、金融、理念和安全等诸多方面有能力组织构筑一个新的区域或全球的货币体系。

4.世界经济的版图变化。这是2000年到2017年全球传统贸易与价值链网络供给中心与需求中心变动的情况。不同的是基于传统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中国那个圈很小，说明我们的人口基数虽然很大，但是我们中产阶层的消费能力非常有限，作为最终商品市场提供者的能力很有限，我们只是作为中间产品需求的能力在扩张。无论怎么样，这三个板块投资、贸易、产业链形成也为未来三个货币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5.中国崛起的关键，在内而不在外，主要在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对中国而言最应该关注的，不应该是美元衰落等一些感性的话题，而应该理性地认知，促进国内金融市场进一步高水平开放和深化发展。1960年开始，定期或不定期唱衰美元，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时尚游戏。到今天，美元依旧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货币。尽管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不足20%，但是一半的国际贸易都是以美元计价，美国国债仍然是唯一具有成熟的市场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全球通用金融资产。可谓无风险资产的皇冠。美元的主导地位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发生剧烈动摇。佐尔坦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三的预测，在战争或准战争等极端情况下或许能够成立，在大国和平竞争条件下，大宗商品作为抵押品、充作货币使用，对美元体系的影响是边际性的。

谈四点：1.必须避免人民币国际化的地域政治陷阱。

2.金融市场的信心优势、良好的政策信誉优势和市场流动性优势，这一点是未来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和深化发展的关键。人民币国际化的必须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一定要从离岸市场建设转到重视在岸市场建设。

3.技术水平进步提升的只是货币使用的便利性，无法取代信用水平提升。

4.围绕货币外交的政治合作是不可或缺，迄今为止，我们关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都是基于市场功能的研究，大家货币一方面是经济的利益，一方面是权力，如何通过货币的外交来有目的协调人民币国际化的国际政治协调国外重要，这需要学术各界做很好的研究。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