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为搬迁看“新东莞”之变：人才结构短板暴露

（原标题：从华为搬迁看“新东莞”之变）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8月12日，华为5400名员工冒着瓢泼大雨，从深圳搬至位于溪流背坡村的华为松山湖基地。而此前的7月1日，华为已将“2012实验室”及GTS部门等研发人员约2700人搬入这里，华为接连的动作，让松山湖高新区乃至东莞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在东莞市政府下属部门工作的王宇看来，过去的东莞制造业标签明显，曾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

一句“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戏言，反映了东莞曾经如日中天的制造业。一组概括性数据显示，全国服装1/5东莞造，全世界1/10的运动鞋东莞造，全世界1/5的电脑和手机东莞造……然而，受制于国际市场萎靡、中国人口红利消退、制造成本大幅上升等因素，东莞发展一度陷入低潮，也因为服务业的清洗而陷入尴尬发展期。

不过，蓝思科技、普联科技、华为等众多高科技企业，以及与机器人、电子信息相关的多个粤港澳合作平台，近年来纷纷将科技含量高的部分迁入东莞松山湖高新区。

这个略显年轻的园区，正成为东莞的一张新名片。

有惊叹也有疑问，早在2015年，全国已有129个高科技园区项目获得国务院批准，都想摘下“中国硅谷”的桂冠，在众多地方的渴盼下，华为等企业缘何选中东莞？

“以前看东莞制造，现在看东莞创新。”东莞市科技局政策调研科副主任游思壁对此深有感触。东莞在“割肉断臂”式加速新旧动能转换下，用转型升级走过了迷茫与困惑。

巨头效应

“不少人开始关注东莞，是因为华为这样的大企业到来。”王宇告诉记者，东莞不缺创新企业，而华为的搬入，就像“众星捧月”，的确吸引眼球，并助推东莞本地的经济提速，但“东莞也将承载一种巨头效应”。

松山湖一带，早前是人烟稀少的一片荒地，如今一片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环湖约1900亩的占地现在被称作“华为溪流背坡村”。沿环湖路驱车行至深处，记者才看到由12组团构成，欧式建筑风格集群的华为欧洲小镇，在山湖的掩映下，小镇显得格外静谧。

华为所在的松山湖高新区，位于东莞市的几何中心，是2001年在72平方公里以内划定的新区。虽与周边区域组合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但东莞市发改局副局长王钊鸿告诉记者，彼时市级给予松山湖的定位虽明确，但关注的是对这片区域的环境保护，不曾想短短数年，松山湖竟悄然成为东莞转型最活跃的“分子”。

近年来，松山湖吸引了蓝思科技、普联科技、华为等众多高科技企业，以及与机器人、电子信息相关的多个粤港澳合作平台。“在我国众多科技园区中，松山湖高新区略显年轻。”但王钊鸿表示，在粤港澳大湾区和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建设这两大历史机遇下，东莞市已将松山湖高新区作为重点区域，未来将打造其成为国家级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5月份就来到园区内打点事务的刘德，是华为前员工，现在成为了供应商之一。他指着园区外的象和路及松水路感叹：“这边自打我来就一直是土路，下场雨就难以通行。”循着指引望去，正是记者步入园区前走过的通畅柏油路，“两个月左右都没建起路基，却在华为员工搬来的前几日，一晚上的功夫就铺好了。”刘德将这种前后变化称为“华为速度”。

这无疑也侧面反映了“东莞速度”。

对东莞而言，华为的到来，并非一家企业那样简单，刘德认为，“这是一条产业链的迁移。”

记者在松山湖高新区看到，同步提速落地的还有华为供应商软通动力。它早在6月30日就将新基地乔迁至松山湖光大We谷内，成为华为南方基地一路之隔的邻居。另外，包括中软国际、易宝软件、华微明天等在内的华为软件服务商们，也陆续在松山湖展开产业布局。

近5年在松山湖一带跑出租车的吴翠虎，见证了道路两侧大小楼盘的建起。距离华为溪流背坡村辐射10公里外的松山湖周边或镇区范围内，华润、万科、保利等大型房企都已抓紧布局。

在今年1月东莞市2017年度工作总结大会上，作为东莞两家千亿级企业之一的华为系，其创收业绩被重点提及，实际出口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和纳税稳坐本市“三冠王”。

数据是无声的佐证。今年上半年，松山湖高新区贡献税收114亿元，同比增长近55%，占整个东莞税收的40%以上。其中，新增工商注册企业609家，注册金额47.25亿元；园区专利申请总量达5093件，同比增长30.26%，其中发明专利2931件，同比增长29.4%。松山湖高新区正成为东莞速度的一张新名片。

“东莞”时间

“不断有高新科技企业入驻，正因东莞本身就具备完善的产业配套和相应的承载力，如此一来，促成强强联合。”王宇回忆到，现任东莞市市委书记梁维东，在2016年从佛山转战东莞任职市长后，看到东莞增速转型的现状，曾公开感叹三个“想不到”。

“过去，东莞工厂遍地，绝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制造企业。”王钊鸿告诉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的服装、制鞋、家具产业，到上世纪90年代的电子信息产业，东莞通过外来资源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使一大批内源型经济企业扎根此地。

王钊鸿将时间回溯到1995年前后，彼时手机巨擘诺基亚进入东莞，打开了东莞智能手机产业的大门。“从只是生产手机电池到慢慢做大生产手机整机，让东莞形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过的庞大产业群。”

然而，伴随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人力成本支出上涨，以及东莞城市循环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不少制造型企业面对‘外移’、‘歇业’、‘倒闭’等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告诉记者，期间甚至有不少企业被迫离开东莞，搬往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地区发展。他依然记得2013年时，被邀请前往东莞调研“支招”。也正是那年起，东莞开启了长达三年的“机器换人”攻坚战。

借助机器人带来的高效率、低成本效应，不少东莞企业实现了一轮转型升级，同时还拉动着整个东莞的工业投资，让越来越多的制造业转型至智能装备产业链上下游，并形成了东莞特有的机器人产业版图。

东莞市经信局产业发展科主任冯少斐给出了一组数据，2014年9月至2017年1月，东莞工业技改投资年均增长50.91%，项目完成后单位产品成本平均下降9.43%，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2.5倍，相对可减少用工近20万人。

在拉动优势传统制造业转型的“升级存量”过程中，东莞也在尝试“引进增量”，以求“两条腿走路”。

曾推动佛山顺德从“工业立市”到城市化升级的梁维东，一经到任，便希望将佛山经验灵活运用在同样渴望进一步升级的东莞身上——吸引新型产业，再依托传统产业优势获得大发展。冯少斐还记得，2016年东莞不仅举办了首届招商引资大户，还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腾笼换鸟”激情，大规模淘汰散乱差企业，把一些传统制造业进行产业基地“转移”。

当然，除了引资，东莞也基于本地的创新创业土壤，为了帮扶更多中小微企业持续向好而作出尝试。2015年下半年，东莞市松山湖与深圳中国科技开发院合作建设的中科创新广场正式运营。李丹作为东莞中科创新广场副总经理，从项目引入到建设参与了全程。

来到松山湖的前几年，李丹的最大感受是“孤独”，他指着窗外的某个方向说，“2015年时这周边没什么建成的企业，中午吃顿饭都得开车去到3公里以外的地方。”

如今周边环境大变样，这个集“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为链条的孵化体系，也用高质量的成果转化证明着“产业综合体”的实力，以智能制造、电子信息技术等产业为导向，吸引了一大批高新科技企业入驻。“在孵企业70余家，累计毕业企业近30家。”李丹觉得东莞的土壤极具创新培育优势，不少孵化毕业的高新科技企业，在本地可以轻松找到产业链上下游的多个资源，从研发到制造生产，全产业链顺畅打通。

对此，冯少斐也指出，将企业产业链的各要素连接，通过政府引导，构建循环闭合的生态链，让产业优势发挥最大化，正是东莞近些年坚持的集约化发展手段。同时，“为了更好地形成产业集聚，东莞还提出了‘倍增计划’”。

王钊鸿告诉记者，“倍增计划”是2017年东莞市政府一号文中备受关注的“经济大政”。试点企业在规模与效益实现倍增后，通过试点示范，形成产业集聚发展。广东思沃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就在试点名单之列。

解红伟依然清晰记得与松山湖高新区管委会间的双向考察，用时大概半年，直到2015年才终结了他们在深圳三次搬迁后的窘境，到了东莞。作为大型装备智能制造企业，如今思沃在松山湖高新区有着两层楼共计4000平的厂房，空间、人员和生产规模的增速都在翻倍。“二楼我准备开发成纯数字化的智能制造车间。”

作为思沃的副总经理，解红伟一直对松山湖高新区管委会与企业高层的对话机制拍手称赞。“松山湖管委会每月都会把企业高管聚在市民中心，由相关部门领导直接听取企业发展的诉求和存在的困难，并在现场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或者建议。”

8月3日，临近5点半下班时，记者来到松山湖政务服务中心，入门处便有电子指引，可查看办理业务窗口等情况。综合行政股股长招洁茵回忆到，在政务服务中心筹办初期的2016年5月初，她曾参与去到深圳宝安、佛山禅城、里水、广州开发区等多地的政务服务系统考察。松山湖区创新地推出了对政府服务的“互联网+”模式优化改革，在“最多跑一次”的改革部署下，于当年11月正式启用，先于东莞市设立了综合性服务中心。“在数字化转变下，推行的’一门式一网式’政府服务模式，还吸引了山东淄博、湖南株洲等内陆城市前来学习。”

招洁茵还透露，东莞市市级政府服务中心也在规划建设中，未来或与下属园区和周边镇街的相关政务中心打通，实现数据信息等无缝对接，更加便捷服务于市民。

经过转型与蜕变，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东莞已今非昔比。一组数据显示，如今东莞的国家级高新科技企业数量达4058家，总量居广东省地级市第一；国内有效发明专利量19446件，居广东省地级市第一；全市R&D投入比重预计达2.48%，增速连续五年排广东省第一位。

制造生态

除了城市经济发展和配套外，在张可云看来，像华为、蓝思等大企业来东莞，更大的考量是东莞有完善的产业链。

对东莞经济发展有长期观测的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袁持平，对此也有相同看法。他补充到，“世界未来发展的格局，是一种产业链的有效分布。”特别是在全球产业链重组过程中，东莞的基础地位从未变化：它依然具备完善的产业配套特点，才吸引着如此多的高科技产业，甚至一些其他的制造业与它进行“有机组合”。

在东莞，沿着一台智能手机向供应链上游回溯，记者发现不仅有像劲胜精密、思沃精密这样的配件生产商提供配件，还有像大族粤铭这样的企业提供关键技术，再往前甚至还有大批研发机构正在进行新技术研发或战略布局……袁持平告诉记者，东莞完善的制造业体系与现代科技和资本密集都在有效结合，这也是东莞近年来在转型升级中表现出来的最明显特征。

“东莞经历过制造业的跌宕，仍能紧紧抓住制造业的船舵，步入新一轮的区域竞争中，得益于这种制造产业生态的积聚。”张可云认为，一些藏身于镇街工业园的小工厂虽不起眼，但不少是在为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提供设备或零部件的企业，“从东莞发展起来的一些企业，涉及制造业的多个领域，但都是在各自细分领域不断研发积累，做到全国乃至全球前列的。”

袁持平告诉记者，当前东莞的科技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效是“初显”的，但可以预见的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建设中，前拥深圳、香港，背靠广州的东莞扮演着举足轻重的经济角色。

在张可云看来，当下能与东莞形成类比的是河北廊坊，地处天津和北京之间，被视为“雄安新区”建设中的一颗明珠。东莞与之不同的是，身在产业更为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其工业体系十分完善，加之靠近广州和深圳及香港这三大消费市场，同时还可充分吸收广深两地“外溢”的科技研发成果和产业配套，“东莞有着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

“香港的对外贸易和金融业、澳门的现代服务业，未来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流转’起来的，将是丰富的劳动力、技术、服务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张可云强调，这些都将深入优化东莞的产业布局，使其构建起更为高端的产业生态圈。

人才寻解

看到不少粤港澳企业来莞发展，在松山湖园区生活工作多年的李丹，对东莞在科技创新实力上的突破十分认可，但他仍按捺不住地抱怨了起来，“中国只有一个华为，但东莞却有数不清的，未来可能成长为大企业的中小创新企业，它们更需要支持。”他认为像办公用地、教育、医疗等刚需问题，不仅要提速，最关键的是要“普惠”。

“我用了近两周才接受来这工作的现实。”刘德说，即使华为松山湖基地从规划到动工建设已达十年，但周边几乎找不到什么生活配套，“吃饭、住宿都成问题。”

另外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身处广州、深圳之间，东莞在承接两地创新资源“外溢效应”的同时，人才“虹吸效应”却给当地企业带来困扰。这也让中科蓝海智能视觉科技有限公司CEO李清顺高兴不起来。

近来不少广州、深圳的创新、创业人才来到东莞，但他们一旦面对深圳和东莞两个选择，往往选择前者，多数人担心来东莞，生活水平会直线下降。”李清顺深知，东莞近年来也在不断加强人才引进及经费投入保障，但“想短时间内迅速集聚一批高层次人才，东莞的吸引力远不及深圳。”谈话间，李清顺皱着眉头说，两月前发布的空缺职位需求，最近才补上，“人还是从深圳过来的”。

尽管中科蓝海成立才一年多，但李清顺十分乐于分享创业的成果。“我们的专利技术是做智能装备前端的智能视觉，仅在东莞就已经很好地服务了大部分智能制造企业，合作伙伴不乏华为、ov、天机机器人等。”

享受着东莞这片土地给企业带来资源供给的同时，李清顺心里也笃定，为了人才梯队的建设，“未来我们肯定会把总部搬到深圳，保留在东莞的部分业务线，定位将是深圳主做研发，而东莞则是生产制造。”

这也是无奈之举。对高精尖科技研发人员有着强烈刚需的中科蓝海，在东莞并不是孤例。基于东莞人口结构中，学历在大专以上的占比较小，不少像李清顺这样的高企管理层陷入“招人难”的尴尬境地。

在服务企业的过程中，李丹也遇到不少企业“诉苦”，甚至在孵化阶段选择搬去深圳的情况。“企业都想转型，找到合适的方向不难，难的是招聘到合适的人才。”

“人才是立市之本。”转型升级中的东莞对人才的需求也十分迫切，但培养造就人才队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队伍，不是高薪、补贴、政策等能解决的。游思壁也指出，引进人才需要更具人文、更加开放与包容的环境，对于建设“人才生态圈”，东莞虽然通过“科技东莞”“人才东莞”双项基金引导高层次人才，“但这些带着科研项目涌入东莞的人才团队，一旦完成产业应用落地，随即可能离开。短期且不稳定的人才引进现状，让东莞的人才结构短板暴露无遗。”

为此，东莞也在寻解，不仅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长江商学院等高校院所形成战略合作联盟，甚至在美国硅谷等地建立了国际科技创新研发交流中心，以求突破资源匮乏的瓶颈，弥补人才缺口。

“希望政府做‘苗圃型’服务。”李丹满怀期待，尤其是在东莞推进科技创新转型的当下，在城市配套、人文环境等软硬件上同步发力的现在，“要聚沙成塔，有人才才有支撑，否则就是空谈”。

（文中刘德、王宇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