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入城市大打“学位增加”牌 人才争夺拼配套

导读：7月9日，成都宣布将投入1.5万亿元“攻坚”公共服务，目标包括到2020年增加学位28万个。此外，深圳“十三五”期间要新增学位21万个以上、广州到2018年底要增加16万个学位，西安亦强调要保证10.11万新增适龄青少年儿童学位需求等。

在户籍人口增加的同时，多个城市开始增加相应的教育资源。

这在近期多地公布的“新增学位计划”中有着直观体现。7月9日，成都宣布将投入1.5万亿元“攻坚”公共服务，目标包括到2020年增加学位28万个。此外，深圳“十三五”期间要新增学位21万个以上、广州到2018年底要增加16万个学位，西安亦强调要保证10.11万新增适龄青少年儿童学位需求等。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这些城市均在近年人口增长上表现突出，如深圳、广州等市人口增量巨大，而西安、成都等则对人口规模扩张有着坚定决心和宏大目标。

而增加学位成为城市们不约而同选择的道路。从现实来看，除各类优惠政策之外，“学位够不够、质量高不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城市能否引得来人，以及能否留得住人。

受访专家指出，作为人口、人才战略的延续，增加基础教育资源将成趋势，而优质教育资源更将成为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具体体现。同时，由此带来的教育难度减小、成本下降有利于释放生育积极性，进而确保一地人口能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

多地筹谋增加学位

“南方某市的一家高新企业，早前欲引进一位外地高层次人才。这个城市的人才政策颇为诱人，企业也开出了优厚待遇，可对方最终却因当地教育配套不足选择放弃。”一位业内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谈起最近发生的一桩事。

这并非孤例。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期调研发现，当前尽管许多城市均出台强有力人口或人才优惠政策，但人口或人才目标实现仍有诸多困难，教育配套便是痛点之一。

许多城市已注意到这点，并有相应行动。深圳就是代表，这座2017年常住人口增量高达62万、排名全国第一的城市近期明确，“十三五”期间要新增学位21万个以上；2017年人口增量达45.92万的广州，则计划到2018年底增加16万中小学学位。

珠三角是传统人口流入地区，该地区的东莞和佛山亦对新增学位有部署。前者计划到2020年新增学位17.4万个；后者明确今年增加义务教育学位4.2万个。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2017年常住人口增量前十的主要城市基本均已制定了“学位增加计划”，而一些近年对人口规模扩张有着坚定决心和宏大目标的城市更是积极。

比如，近年成为“网红城市”、“求人若渴”的成都和西安。7月2日，西安市教育局强调，今年该市将通过资源整合、挖潜扩容等多种方式，保证10.11万新增适龄青少年儿童学位需求。截至6月20日，通过强有力的人口政策撬动，今年西安已吸引超过50万人迁入。

此外，成都除计划到2020年增加学位28万个外，该市5月份出台的一份文件还显示，到2035年学位增量要达110万个。此外，合肥计划到2020年要新增41.5个学位；贵阳2018年要新增3.12万个。

并且，这一过程中，各地很大程度上放宽了户籍准入，甚至将落户作为引人优势，这对教育资源供给提出更高要求。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人口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梦琴发现，近年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以落户形式流入广东，而非过去的简单流动，这成为一个新特征。

城市规划专家、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分析，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中，教育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想要扩大人口规模的城市必须在教育上多投入，否则难以引人、留人。

“作为各地人口或人才战略的延伸，增加学位将成趋势。”胡刚认为，一方面，人口增量较大的城市需要确保教育资源能足够、及时供给；另一方面，教育资源将逐步成为城市“标配”，更将是一个城市人口和人才吸引力、竞争力的具体体现。

胡刚进一步指出，对多数城市而言，基础教育资源不足更多是“结构性”矛盾，“学位或许够，但优质学位非常稀缺”。

因此，各市学位增加计划应注重“两步走”：先满足数量要求，再满足质量要求，“事实上，竞争力更多也体现在教育资源的质量上。”他说。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则从生育角度指出，教育资源的丰富，有利于降低教育成本过高带来的生育压力，提高生育积极性，进而推动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

弥补新区新城短板

从细节上看，此番不少城市的新增基础教育资源在布局上亦有侧重。这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点是，许多地方同样重视甚至更为重视对一些“新区”、“新城”的学位供给。

近年来，伴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格局调整，各种各样的“新区”成为不少城市发展的中心和经济新引擎，也成为人口、产业的主要集聚地。不过，这些“新区”大多数处于市郊，与当地传统城市中心有一定距离，造成教育资源不足的弊病。当前，随着经济发展转向人才驱动，这些地方教育资源不足产生的人才阻力成为不得不解决的制约。

仍以深圳为例，该市大鹏新区位于过去的“关外”地区，教育资源明显弱于“关内”，而正在推进的一项“教育工程”希望缩小这种差距：未来三年将新增中小学学位6070个。事实上，2017年深圳新增的约4.7万个学位，即有超过70%在“关外”地区。

与之类似，今年3月份，成都的天府新区亦宣布，未来三年将投入30亿元，实施公共设施“三年攻坚行动”，包括拟新开工建设幼儿园19所、小学14所、中学7所，“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大力提升天府新区的教育公共配套水平。

苏州高新区近期亦出台专门指向“教育均衡优质发展”的三年行动计划，明确到2020年新建、改扩建学校26所，新增学位2.937万个。此外，天津滨海新区、甘肃兰州新区和南京江北新区等，近年也在推动“教育资源均衡布局”上有所重视或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广州发布的《广州市价值创新园区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中，对上述问题的破解配备了突破性举措。广州正谋求在全市建设10个聚焦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科技产业的创新型园区，而上述文件对这些园区的基础设施配套有硬性规定，这其中就明确各园区内要配备什么样的小学、初中、高中。

位于广州南沙的泽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何春平说，当前，企业都将吸引人才作为一大目标，但这一群体更重视子女教育，也就凸显了一些城市教育资源供给的短板。

南沙就是广州的“新区”，何春平表示，对于这样一个后发但具有良好发展前景，且产业布局高端的区域，政府应加大教育资源倾斜，加快补齐短板。

胡刚指出，过去“职住分离”的城市规划发展思路，确实造成一些城市的重点产业发展区域出现教育资源短板问题，从近年政策看，不少城市正在调整对应政策解决这一问题，如广州近年致力于推动市中心名校资源通过不同模式向周边扩散。

“教育与产业、人口未来将相辅相成。”胡刚说，各地政府当前首要的布局逻辑将是率先倾向产业发展较好、人口相对较多的一些新区，因为“教育的发展也需要一定基础”，而配套的完善也将帮助这些地区吸引更多更好的企业和人才，加速发展。

胡刚进一步认为，这一过程中，政府思维的转变亦至关重要，“过去政府可能会觉得这是沉重负担，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将其视为一种资源、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