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农村家庭集体进城之后： 中小城市的公共设施负荷待考）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陈红霞 潜江报道
狗年倒数第三天，黄林（化名）抵达位于湖北省潜江市区的新房，这是他为了两个儿子进城上学特意购买的一新房。过完农历新年后，大儿子将在附近的小学插班就读五年级，而小儿子将插班进入幼儿园的大班。
在黄林的小区里，几乎绝大部分是最近三年内从潜江市的农村迁移过来的农村家庭。如同老城的老居民一样，他们摈弃农村的生活习惯，来到这个相对陌生的县级城市里生活、共享城市的公共设施。
“有能力进城的农民进入城市，将农村的土地和资源通过流转或其他方式让给愿意在农村发展的人群，由此形成和谐的新型城乡关系，”2月12日，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是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最理想的一种关系，它更自然和市场化，值得推广。”
农村“别墅”换城区小房
黄林刚满33岁。十年前结婚后来到广州，与妻子一起开设了一个小型的服装加工厂，他负责在广州大小工厂或批发市场接单，妻子负责带着十几个人一起加工服装。每件衣服的接单价刨除工人工资和运转成本外，每年两口子的收入能有10多万元。
但黄林要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大儿子自出生后，就由老家的父母带着上幼儿园，直至开始上小学了，他才把儿子接到广州的小学读到5年级。“按照广州的政策，儿子上初中还是必须回原籍。”黄林说，“按照现在的家庭环境，不可能再让儿子回农村老家就读。”
他希望给儿子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最便捷的进城方式就是买房。2018年10月份，黄林回了一趟潜江，买了一套不到120平方米的小区住宅楼。房子总价65万元，黄林找亲戚帮忙凑够首付后，每月还贷款2000多元。而此时，他在农村老家刚盖起来的一座3层小洋楼住了还不到3年，造价21.7万元，“乡下的房子也卖不出去，这部分资金只能闲置了。”黄林自嘲地说。
举家搬到城市的另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照顾孩子。
黄林还有一个亲弟弟，弟弟刚刚娶了媳妇生了孩子。在黄林和大儿子没回来之前，黄的父母在老家带着他自己的小儿子和侄子。但父母进城，侄子也必须跟着进城，住在他的新家。
“父母在乡下，即便带着三个孩子，也可以在保证他们务农收入的同时，管好三个孩子。但如果都来了城市，我们必须给父母提供生活费和日常的开销，因此可能负担部分债务。”黄林说。
但黄林父母的内心是纠结的：如果一味伸手找儿子，特别只能找一个儿子要钱，自尊、好强的父母无法完全接受这种安排，况且儿子的经济压力也不小。
“等正月十二后，我们全家还得再开一个家庭会议，才能确定到底该如何安排。”黄林说，“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进城，往往会面临诸多的现实问题，进城也并不是一件看起来十分简单的事情。”
“我只是住在这个城市而已”
黄林的表弟李理（化名）一家是在两年前正式进（潜江）城的。李理和妻子每年外出打工，负担家里的主要经济支出。李理的父亲出门打零工，负责他们的日常开销，李理的母亲则在家照看两个女儿。
让李理苦恼的是，进城后，他们的户口并没有随之转过来，但女儿们上学就成了问题。“在农村我们还有宅基地和农田，若是放弃了，日后相当于损失了一笔财产，如今土地很值钱。”
“只能每次通过走关系让孩子上学。”李理说，“但如今像我们一样找关系的人群越来越多、成本也越来越高，有时即便有钱，也找不到关系。孩子上完小学后还得上初中，四处求人，疲惫不堪。”
医疗资源也是如此。“医疗资源根据户口按照属地原则管理，若在城里就医，每次还要回乡下的卫生院办一次转诊手续。”李理说。因为李理是农村户口，医保在农村交，只有镇上卫生所不需要转诊，直接挂号报销。但若在高一级的潜江市区就医，就需要办转诊；若不办，报销额度就削减。
“我只是住在这个城市而已。”李理感慨道。
农民进城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城市的房价和土地价格，拉动了城区的GDP。数据也显示，最近3年来，潜江市房价均价从每平方米3000元上涨至5000元。
“当前农民进城的体制障碍早已被打破，规模化的农民进城会给城市带来很大的公共设施压力。”贺雪峰说，“这是中国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过程。随着农村进城人口的规模化效益明显后，农村人口会相应减少，可考虑将投入到农村的基础设施资金转移到改善和升级城市的公共设施上，以此形成更和谐的城乡关系。”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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