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粮地产人事变局 大面积高管离职

（原标题：中粮地产人事变局）

作为大型央企，从筹划重组至今，一向低调发展的中粮地产就一直争议不断。

2018年底，历经波折的中粮地产重组大悦城一案终于尘埃落定。不过，其影响并未就此消散。

一方面，借重组完成之机，中粮地产终于被国资委正式纳入“双百企业”名单，正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场”；另一方面，中粮地产正经历着持续的高层人事变动。

入选“双百企业”

1月22日，中粮地产发布公告称，收到国资委下发的《关于加快推动“双百企业”实施综合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公司已被纳入“双百企业”名单，公司综合改革方案已完成向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早在2018年8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下发了《关于印发<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国资发研究[2018]70号），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决定选取百余户中央企业子企业和百余户地方国有骨干企业（即“双百企业”），在2018-2020年期间实施国企改革“双百行动”。

“双百行动”的主要目标是稳妥推进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等6个方面率先实现突破，打造一批国企改革尖兵。

在此背景下，央企和以上海、广东等地为代表的地方性国企改革显著提速。

数据显示，2018年地方国企重大资产重组事件合计58起，较2017年的57起基本持平，但是交易总价值却从2017年的1881.4亿元上涨为3358.59亿元。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与“双百行动”政策落地密切相关。

此时，中粮地产也按照国资委的总体部署与指导要求，研究制订了“双百行动”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并履行相应申报、审批程序。不过，由于中粮地产重组大悦城事项阻碍重重，历时一年有余仍未落地，也引来外界不少质疑，中粮地产“双百行动”的方案自然也迟迟无法获得批复。

2018年12月25日，中粮地产收到证监会下发的重组大悦城事项的核准批复，宣告这场历时17个月的重组案终于“修成正果”。根据要求，中粮地产将在未来12个月内完成股份发行和交割，资产重组正式进入实质阶段。随着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推进，纳入大悦城优质的商业品牌之后，中粮地产将迈进“住宅地产+商业地产”双轮驱动的全业态模式。

此次入选“双百企业”，也被不少业内人士看做是其重组落地后带来的第一份“收益”。中粮地产表示，公司将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的优势，积极推进公司综合改革方案的实施，深化各项改革工作。

人事持续变动

正当市场认为敲定重组的中粮地产将步入发展正轨时，一场持续的人事变动又将其拉入舆论漩涡中。

1月22日，中粮地产发布人事变动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蒋超的辞职报告，其由于已到退休年龄，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如果蒋超的离职，称得上是“已到达退休年龄”的无奈之举，那么3天前，中粮地产两位副总经理的同时离开，则引发了业内的关注。

1月19日，中粮地产发布公告称，因工作变动原因，公司副总经理朱海彬和副总经理张雪松申请辞职，即日生效。

公开资料显示，朱海彬系浙江大学工学硕士、经济师，至今已在中粮地产工作长达30年。1989年，朱海彬进入中粮地产后，历任公司秘书、团委书记、企管部副经理、万宝电子二厂厂长、公司总经理助理、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直至总经理。不过，此后，朱海彬又逐步从总经理降职为副总经理，亦不再兼任董事一职，这或许为其离职埋下来了伏笔。

与朱海彬相比，张雪松虽称不上公司“元老”，但也在中粮地产任职副总经理达17年之久。在此之前，张雪松曾任华宝集团副总经理兼西部房地产公司经理、总经理和深圳市嘉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正是这些经历，为其在中粮地产开疆拓土奠定了基础。

中粮地产2017年年报显示，朱海彬与张雪松的年薪分别为102万元和105万元，足见其分量并不小。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以来，中粮地产出现了一波“高管离职潮”。仅据公告统计，截至目前，中粮地产就已有8位副总及董事级别的高管先后辞职，原因多为“工作变动”。尽管中粮地产方面始终表示，“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但大面积的高管离职不容忽视。

资料显示，2018年3月6日晚间，中粮地产公告称，贾鹏、侯文荣因工作调动原因，分别申请辞去公司董事、监事会副主席及监事职务，两人辞职后均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3月2日晚间，中粮地产宣布公司独立董事顾云昌、孟焰因6年连任到期申请辞职，同时一并辞去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而在更早之前的2018年初，中粮地产副总经理陆革也以“工作变动”之由递交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针对中粮地产近一年来频繁发生的高层人事变动，有业内人士猜测，可能与日前终于敲定的大悦城重组案有关。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中粮地产上述工作调整或因两个原由：第一，重组本身会涉及业务调整，部分业务压缩或重新规划引起部分岗位调整；第二，此类企业往往有很强的“体制性”，这两年民营企业给予的薪酬和发展机会较多，往往会给行业人才带来很多机会，这样自然会使得部分高管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