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耿：双总部衔接双循环，大湾区制度创新的顶层设计与底层逻辑

网易新闻讯，为深入探讨世界经济变局下的国际金融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与金融风险防范，汇率与货币政策，金融科技与数字货币，“双碳”与“双循环”战略下的金融发展等热点发展，以及为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下、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践行建言献策，贡献智慧与力量，

11月26日，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广州商学院联合主办，广州商学院经济学院、广州商学院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22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国际金融论坛”于广州商学院举办，本次国际金融论坛的主题为“世界经济变局下的国际金融：挑战、机遇与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创新”。

广州商学院执行董事长郭小聪，广州商学院执行校长尹睿，广州商学院副校长（正校级）、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钟昌标，广州商学院名誉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晓，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张知干，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中国国际期货公司总经理、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广州商学院名誉校长、横琴粤澳深合区智慧金融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李晓，中山大学副校长李善民教授，广东金融学院教授、副校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科领军人才易行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原会长、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等两百多位国内外经济领域知名学者、专家和学界精英，以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本次论坛，共同探讨了世界经济变局下的国际金融与国际货币体系、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等热点问题。

2022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国际金融论坛会议为期一天，由上午的开幕式、大会主论坛和下午的八个分论坛组成。在26日上午研讨主题为“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与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 ”的主论坛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带来了《双总部衔接双循环：大湾区制度创新的顶层设计与底层逻辑》的主题演讲。

其在报告中提出了“双总部”的概念——“双总部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我们在香港有很多中资机构，包括央企、地方国企，还有很多民营企业，都在香港有中资机构，在内地也有一个总部，两个总部之间是完全分离的，一个是离岸的，一个是在岸。”

肖耿指出，为了把大湾区系统衔接，外循环和内循环衔接，有必要在顶层逻辑、底层机制方面允许企业能够跨香港和深圳，在两个地方优化资源配置。

“解决的方案，要有一个顶层设计，还要有一个底层的机制。顶层设计就是要有一个深度合作区，这个深度合作区的作用是为了能够有制定新的法律，改变一些监管，改变一些土地使用，这些从法律上予以保证。更具体的是，我们要在底层要有一个机制，在企业这个层次，我们能够保证企业真正享受深度合作的制度创新安排。”

【以下为发言实录】：

非常感谢有机会跟大家共享，我提出一个“双总部”的概念，这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我们在香港有很多中资机构，包括央企、地方国企，还有很多民营企业，它都在香港和有中资机构，他们在内地也有一个总部，两个总部之间是完全分离的，一个是离岸的，一个是在岸。为了要把大湾区能够系统地衔接，外循环和内循环衔接，我们有必要在底层逻辑、底层机制方面允许企业能够跨香港和深圳，两个地方能够优化它的资源配置。优化当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外汇管制，还有数据的隐私、监管方面的约束。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机制建立起来，这是我今天讲的重点。

 接下来我用几个PPT主要是把香港的优势，通过香港财政司长过去整理的资料，实际上是解除一个什么顾虑呢？香港还是有很多优势的，相当相对于新加坡来讲，不管资产的规模，还有交易量来讲，都是远远超过新加坡的。主要的原因，香港有内地做后盾。

香港的金融管理局，香港跨境财富管理有可能明年是全球最大的，超过瑞士。从国际金融中心的角度来看，香港目前还是和前面，虽然跟新加坡比它有一些下降，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从周边的城市来讲，香港周边有深圳、珠海这些智慧城市，这个我也不多讲。

最关键的，我们要开始意识到中国实际上是存在两个不同的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一个就是以人民币为基础的在岸内循环市场，还有一个就是以港币为基础的离岸的外循环市场。这两个不同的体系相互之间是相当严格的分开的，这个分开就导致一个障碍，就是要素要跨这两个区域的流通，包括数据、人员、信息它是有障碍的。我们下一步大湾区的融合，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两个体系有机、合理地衔接起来，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

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精力把这两个系统能够连接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的科技创新它风险太大，通常最需要通过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来进行风险在全球的分散。新兴产业也是这个问题。香港作为一个制度生态体系，它具有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国际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还有普通法，这些对企业家，对高端的专业人士是最有吸引力的。

这一页比较清楚地提出了“双循环”之间障碍的问题，这个障碍有几个方面的表现。香港在疫情管理方面是完全放开了，但是在深圳、在内地还是动态清零，这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有不同应对疫情的方式，这个有点衔接的问题。另外，隐私保护在内地跟香港是相当不一样的，最重要的，作为跨国企业，它如果是在香港注册的，它是归香港监管，在内地归内地监管，这使得跨国企业的运作受到很大的限制。外汇管制，香港是完全没有的，内地是不太可能完全取消外汇管制的。这就导致大湾区“一国两制”中间是有很多障碍的。

 这些障碍的一个结果，使得香港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香港没有发展的腹地，产业空洞化、住房短缺、收入两极化，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也受到限制。即使在香港的优势行业，因为没有发展的腹地，它也是被扭曲的。

内地大湾区的城市它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你在内地就是在岸经济体，在岸经济体不太可能像香港这种离岸的经济那么开放。这个就使得深圳作为科创前沿城市，它是受到一定的制约。

怎么解决呢？解决的方案，要有一个顶层设计，还要有一个底层的机制。顶层设计是什么呢？要有一个深度合作区，类似于横琴，但是这个合作区的方式是需要考虑到怎么样能够相互之间既能够有合作，又能够有分工。

深港两地要有深度合作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不是行政区。什么该呢？香港的北部区有三百多平方公里，大部分地方没有发展、开发，这就类似于深圳当年建立经济特区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没有开发的，没有开发的地方是很容易划出一块作为一个二线。二线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二线能够管住的话，一线就可以放松。一线放松的目的就在香港实体片区里如果有一个二线的话，它跟深圳的合作就可以非常密切。跟内地的合作非常密切，它实际上是帮助二线以南，就是传统的中环和香港岛、九龙可以更彻底地和国际接轨。香港已经跟国际接轨了，但是在通关就可以看得出来，香港通关的压力很大，因为跟全球通关以后，它跟内地通关就变得更困难。

我在这里提出来，我们在香港如果能有一个特区，这个特区就可以去探索怎么对内地开放，内地的企业、内地的人来这里在二线以北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对整个香港不会有巨大的冲击。

除了香港有可能有一个实体的片区以外，在深圳已经没有土地了，没有实体的片区很容易划出来跟香港进行合作。我认为我们可以有一些深圳虚拟片区，这个虚拟片区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这些虚拟片区里面，我们可以允许香港注册的离岸企业在这些虚拟片区里面设立它的营运中心，就是第二总部。这个第二总部的运作、监管是归香港，它是可以按照离岸的标准，它是为离岸的客户服务的，它跟内地在岸的企业没有竞争，实际上它就是帮助香港在物理空间方面可以扩容。

这个也可以有另外一个的安排，我们在内地注册的企业也可以考虑在香港实体片区设立第二总部，也是归内地来监管。这个有点像驻京办、领事馆等等。因为你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不同体系相互之间如果有相互的嵌入，就可以方便双方相互了解，进行沟通。这个在过去不可想象，但是今天有数字技术，数字技术最重要的是个性化，它可以个性化进行精准的监管、精准数据的统计、汇报、采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如果我们有一个深度合作区，可以考虑在这个深度合作区里面设立跨境双总部的企业，它的税收是可以由一方来收，两地可以共享。这个共享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你没有共享，双方的合作没有积极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有前海、河套、横琴，得到的反映是好像我们内地比较积极，香港、澳门不是很积极。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双方不想招商引资，税收是分开的，就导致竞争的关系。

我这里提出来的顶层设计就是要有一个深度合作区，这个深度合作区的作用是为了能够有制定新的法律，改变一些监管，改变一些土地使用，这些从法律上予以保证。更具体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底层的逻辑，在底层要有一个机制，在企业这个层次我们能够保证企业真正享受深度合作的制度创新安排。

企业这个层次的“双总部”很简单，你不可以两个地方一起管，一起管就会出问题，最好是要有分工。所谓的分工就是说离岸的企业就应该归香港管，因为它有经验。在岸的企业由内地来管，这些“双总部”是可以跨境运作的。这些是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来实现的。

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利益共享，就是税收的共享，利益共享实际上就是把两地从一个招商引资、抢人才竞争的关系，转变成双方都是股东关系。股东的意思是你可以拿所谓的“分红”，政府类似于股东，可以共享“双总部”企业的回报，“双总部”企业自己决定哪些运作是放在香港，哪些运作是放在内地。

这样有一个好处，它可以通过一些白名单的方式让一些企业先做试点，这些企业试点最重要的是能够有一些超越过去的限制，比如说外部管制，还有一些隐私方面，它有一些限制，使得它没有办法跨境运作。但是如果通过深度合作区，这个经济特区的立法，允许他们从超越传统的监管模式，传统是属地监管，现在是更精准的个性化的跨物理空间的监管。这个也不是很难，主要就是一些数据，有一些现场检查等等。这个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新的比较创新的制度安排。

时间关系，不详细展开，我想点一下它的意义。

第一，顶层设计和底层机制的制度创新实际上是帮助香港作为国家外循环的平台能够扩容，这个对香港未来产业的发展，吸引人才创造了条件，它可以利用周边城市的空间来实现受香港监管的这些产业、企业能够扩容。

第二，当香港的这些离岸的国际化的企业扩容到大湾区以后，整个大湾区的国际化水平、经商环境、国际化竞争力大幅提高，在深圳大湾区既是有我们传统内地的优势，又可以有香港的这些优势，强强结合。

第三，颠覆性破解深港合作困局。因为现在的深港合作，强有大湾区各个城市的合作，很多情况下都是竞争关系，大家都在招商引资，都在抢人、抢企业、抢资金，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变成股东的关系，大家共同去吸引外面的企业，这个就到了第四个点，促进海外资源以增量的方式流入大湾区，这样一来，整个大湾区就实现了深度合作、捆绑式、互补多赢的发展，把我们大湾区的优势全部都发挥出来了。

这个“双总部”经济特区，我讲讲为什么要把香港扩容？因为过去我们没有意识到香港的货币港币和港币为基础的金融市场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外循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有的“一带一路”，所有跟东盟，跟别的国家的合作都是属于跨境或者是离岸业务，离岸的业务现在依赖是美元的大环境。我们如果用港币，港币未来我认为也是可以跟人民币挂钩的，港币如果跟人民币挂钩，它就成为了一个离岸人民币的系统。

应对美元系统的风险，因为美元系统现在风险越来越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上的考虑。实际上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离岸的资产需要有个安全的存放地，这个存放地就是香港。离岸资产需要几个特点，它必须是在全球可以进行交易，有很好的流动性，完全的市场化，没有外部管制，香港的港币体系，特别是跟人民币挂钩以后，它有这样的功能，所以我觉得这是无形无价的资产。

香港的重要性我们是低估了，香港金管局它中央银行的资产是占到人民银行资产的接近10%，我这里的数字是9.43%，占美联储资产是6.71%，这个是巨量的，因为香港的GDP占中国的GDP是2.5%。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港币体系非常庞大，港币跟美元挂钩是帮助了美元的体系，等于是美元体系的一个扩充，我们人民币跟美元的汇率也是非常稳定的，这就使得美元体系的影响力实际上是扩大了一倍，香港的，再加上人民银行。这个在过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整个亚洲都是以美元为标准。这个对美元体系是非常重要的，美元的霸权能够有这个影响力，就是因为香港、中国还有整个亚洲都是以美元为标准的。

我们必须有思想准备，如果美元不稳定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有自己外循环独立的体系。香港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备胎”，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香港的这个体系。因为我觉得香港这个体系从监管来讲是独立的，我们通常讲货币有三个功能：单位、交换媒介、储藏手段，但是还有第四个功能，这第四个功能就是监管的媒介。美国就是用这个监管的媒介实行管辖。我们反过来可以用监管的媒介，香港的货币体系，来保护我们的离岸资产，也给国际上提供一个更安全的，特别是跟中国做交易更安全的这么一个体系。

我觉得大湾区应该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对全球金融未来的秩序做出贡献。我这里特别提到数字技术非常重要，我们有人民币数字化，有港币数字货币，这两个一结合，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全球都兼容的货币体系。

 我提出来两种可能性，如果是在地缘政治恶化的情况下，港币跟人民币挂钩它是不得不做的一个选择。在一个更友善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下，香港港币如果是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挂钩，它将成为超主权电子货币体系市场化的一部分。

今天我主要跟大家共享的就是关于怎么样从制度创新方面能够把大湾区建成一个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群，因为有了香港、深圳，它实际上是内外循环都有了，就变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群，发挥香港的制度优势，包括港币的优势。

    时间关系，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